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交代，他每次出国都由其部下或一些个体商人陪同豪赌，自己从不花一分钱。同时，他将大量款物送给其情妇和与其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的人。毕曾在一个高级娱乐场所按摩脚时，听按摩小姐张某说买房缺钱，毕一次送给张某20万元。

　　人的行动是受心理和思想支配的，这种畸形的“怜悯”心理，部分源于对自己“怜悯”的延伸。在交通局工作期间，毕一直感到不被重用，这与给张某20万元买房款（捏脚费）有关，也与毕以权谋私有联系。

　　毕不被重用的感觉始于1990年，因为毕玉玺从县长职务调到北京交通局任副局长。案发后，毕对组织交代说：“我是县长职务平调，看到人家县里的一些正职调到市里都是正职，或者提拔到市里工作，认为组织对我不公平。”，毕玉玺的极度不平衡，让他一度患上了“抑郁症”。在旁观者会问：两个职务给谁，谁不高兴啊？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，在那个职务上待几年是有不成文规矩的，到时候就应该升迁。否则，就是犯了错误；或没犯错误，被按犯错误的对待了。毕玉玺认为自己属于后者。

　　于是，毕玉玺在工作中，“上班来，下班走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工作上松懈、思想上懒惰、学习上也放松了。”自怨自艾、破罐子破摔的心理，是产生及时行乐思想的温床。及时行乐思想又使他放松了防腐的警惕。受贿麻木后，就是主动索贿了。毕的五大敛财手段是：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大搞；以子女出国留学为名收受或索取贿赂；利用节假日、生日大肆接受他人送的礼品、首饰、银行储值卡、饭店娱乐消费卡等；借出国（境）开会、外出旅游收受他人钱物；以“玩牌”（主要是“扎金花”）名义赌博，从中收取下级、不法商人故意输给的巨额现金。”“五管齐下”，5年受贿1000余万元。

　　作为一介百姓，首先心疼公款。捏次脚，再诉诉苦，小姐就拿到贪官20万元，这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啊！更重要的，我们的纪律检查部门是不是应当发现得更早，以减少损失。我们的官员升迁机制，能不能打破论资排辈，真正做到贤者上慵者下，做到“阳光升迁”。不仅打消慵者升迁的预期，还让他产生降职的预期；让贤者早日升迁，比他们预期的还早，那来的心理不平衡。

　　案发前，毕口述完成的《我的20年》一书，准备出版。毕玉玺这样极端爱慕虚荣，根源仍是自己的“心理不平衡”。毕曾经谈到：自己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贡献，付出的太多，得到的太少。对这类干部，在腐败发生前，我们的纪检部门也该请他们“喝喝茶”，谈谈心。既防纳税人的血汗钱被糟蹋，也能挽救干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