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技术助推大都市治理能力显著提升

科技进步，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算力、算法的更新迭代，将推动政府治理能力大幅向前迈进。数字治理技术的广泛应用，有望使中国的大都市在交通、行政、健康、金融等方面，走在世界城市的前列。

在11月16日—22日举办的第八届清华同衡学术周上，规划专家们畅谈大都市治理话题时这样说。

为什么大都市普遍有治理能力不足问题?

“把大都市简单看做规模放大的城市来进行治理，是不够的。”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秘书长王晓东说，大都市一般都有多个层级，如市、区、街道、社区。不同层级的治理主体在同一城市空间中运转，就像多个系统复合在一起。随城市规模扩张，系统的复杂程度呈指数增长，但治理力量往往是线性增加的，所以，大都市中普遍存在治理能力难以满足需求的问题。

王晓东指出：“脱离政府的行政强制力，大都市治理会变成无解的难题。”他希望，在认可城市治理中政府主导作用的前提下，要多用技术手段调节城市的运行方式。

他举例，目前广泛使用的交通导航软件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大都市交通拥堵难题。这实际上就是社会组织、商业机构用信息共享的方式，引导交通流量，对城市交通进行宏观治理。

如何借力科技进步提升大都市治理效能?

深圳市城市规划学会副秘书长杜雁指出，互联网普及、大数据应用，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，也推动政府的治理能力大幅向前迈进。

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、计算社会科学实验室主任孙涛认为，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，已明显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，也将在城市治理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，使城市治理形态发生结构性变化。

孙涛主张充分利用信息技术，特别是政府大数据、健康大数据、交通大数据、金融大数据。随着大数据时代算力、算法的更新迭代，数字治理技术的广泛应用，有望使中国的大都市在行政、健康、交通、金融等方面，走在世界城市的前列。

他举例，依托互联网医疗体系建设起来的医联体、医共体，能让城市远郊和农村地区的民众享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、健保体系，完善惠及城乡的全民健康网络。

“决定未来的是价值观，而非技术”

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表示，随着社会进步，有很多手段可以替代繁重的人工调查、人工分析等模式;运用数据，应对城市中大量存在的风险管控任务，确实能多快好省。

但是，“技术永远是双刃剑。决定未来的是价值观，而非技术。”尹稚说。

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、首席专家李国平指出，大都市人口流动大、密度高，在治理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协同多元主体之间的不同需求。在城市治理过程中，要处理好刚性、弹性、包容、可持续、安全等问题，避免出现非常刚性的管制，要给予城市自由生长的空间。

他倡导大都市需要全民共治的管理架构，要体现以人为核心的理念、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包容，实现治理重心下移。

“能善待弱势群体的城市才是好城市。”李国平说。

“法治是治理的基础。”深圳市城市规划学会副秘书长杜雁认为，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在于治理能力。她回顾深圳40年的发展轨迹说：“最有价值的规划无一不是上升到法治层面的，如基本生态控制线的立法。”

杜雁主张，应对大都市经济、人口的庞大体量，需要明确划分不同级别政府的权力和责任，实现差异化治理。

尹稚指出：责权利是统一的。“在下放责任的同时，要明确地下放权力，但更重要的是下放资源。”要以比较平等的身份介入治理，用角色互相来思考问题，以人推己、以己推人。多沟通、多互动，多元主体之间才能彼此信任、建立合作关系。(记者 吴巧 陈建)